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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新黔边行》 | 彭芳蓉:向大地请教

彭芳蓉 2020-11-10 12:38浏览量:2.1万


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每年清明和春节都会去“老阳关”,车在离村口不远的旧工厂里刚刚停稳,我便欢喜雀跃地跳下车,直奔那些厂房外盛开的野花。最喜欢的是蒲公英,摘一大把握在手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进村的泥巴路上,一路走,一路吹着蒲公英,吹完便也到了亲戚家中。


我甚至不知道那个村叫什么名字。只有凹凸不平的土路、在村里到处疯跑的小孩、一听到脚步声就开始狂吠的大狗等记忆碎片,构成了我对农村最初的认知。


我1987年出生于贵阳,几乎所有的童年时光都流淌在楼房和马路上,而农村于那时的我而言,总与踏青、郊游等令人兴奋的词汇划上等号。直到33年后,33的我,通读了1985年《贵州日报》上刊发的《黔边行》专栏所有文章才发现,这些在我出生前就诞生的文字中所构建出的农村,与我儿时的记忆好像大相径庭。


原来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农村,即使毕业后进入报社工作10年,也曾到过乡村做过采访,但我依然从未真正参与过农村这几十年来的巨变。


今年4月底,我开始了《新黔边行》的采访,带着一种弥补遗憾,同时也是探索未知的复杂心情上路。


第一站,我在水城县文联党组书记王鹏翔的介绍下,来到营盘苗族彝族白族乡,没想到在这里就被“上了一课”。


营盘乡下辖6个村,每个村都有各自的特色产业,我所去到的高峰村靠脆桃打响了名声。见到村支书谢学平时,我装模作样提出问题:“你们刚开始种桃树第一年挣了多少?”


对方一脸疑惑,很快又善解人意地帮我解围:“可能你们城里人没种过地,不了解,桃子3年才挂果,刚开始种下去那两三年,还是只能靠传统种植糊口。”


我尽量掩饰尴尬,并对自己的无知表示抱歉,采访继续顺利进行。但“桃子3年挂果”这个对我来说是“新知识”的常识,已经在心里刻下一记警告:你不仅不了解农村,就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不了解。


这个在谢学平看来并不算稀奇的尴尬场面,对我而言却是一个“危险”的提示,当采访对象用“城里人”“乡下人”来划分彼此时,实际上他们心中已形成一道看不见的隔阂,真正走心的交流或许就无法产生。


在之后许多地方的采访中,每次即将走进田间之前,我脑海中总会突然出现一个声音:“桃子3年挂果”。这声音提醒我:不要站在山外看山内的人,越是陌生越要进入它。后来的采访像一个“扫盲”的过程,那些对农民来说是最基本的常识,一点点填满了我空白的知识领域。


采访越深入,越能感受到农民对土地最深的依赖感。过去,土地和他们的胃连在一起,地里能种出多少粮食,决定了他们的肚子能填到几分饱;现在,土地和他们的钱袋连在一起,地里能取得多大产量,决定了他们摆脱贫困的速度有多快。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土地都牵动着农民的命运,这样看来也不难理解,那些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农民,即使离开农村住进城市,也要在小区周围开辟一片土地,几棵白菜、几窝南瓜,都是对一生与土地为伴所养成的习惯。而另外那些在农村产业革命的浪潮之下脱颖而出的“土专家”们,则是在精耕细作中研究出一套生存智慧的人,他们通过自身力量影响他人,让这浪潮席卷到每个角落。


采写《新黔边行》的5个月,我见到农民们在干旱到快要开裂的土地上紧蹙眉头提着水桶浇水的样子;见到他们穿梭在果林间迎接丰收的喜悦模样;见到他们在没过腿肚的水田里弯腰耕作,阳光为他们勾勒出一道金边……我无数次踏在黑色、褐色、红色的土壤上见到这些,脚下土壤传递的或松软或坚实的质感也越来越真切。


在乡间采访时,我偶尔会想起儿时常去的“老阳关”。实际上,大概从2000年开始,我们一家就再也没有去过那个村了。那时,贵阳市的城市改造正如火如荼,为了拓展城市空间,金阳新区应运而生,那个村正在规划范围内,亲戚家也乘着这阵东风换来新房。短短几年发展,农村变成了城市,农民变成了市民,这大概是我个人经历中最早见过的城乡转变。


即使住进新楼房,亲戚家依然固执地保留种植的习惯,没有大片的土地,只能把蔬菜种子撒进大花盆里,或是用泡沫箱子装满泥土,几株辣椒、几棵小白菜、一株花椒树,做饭的时候就随手摘一小把。我一度无法理解这种执着,直到走完《新黔边行》,我向大地请教到这样一个答案:大地构成农村生活的底色,只有不脱离这样的底色,农民才能有内生动力做出改变,从而迈向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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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刊头设计/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浩宇

  文字编辑/向秋樾

  视觉/实习生 龚拉

  编审/李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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