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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新黔边行》 | 彭芳蓉:搬迁后时代

彭芳蓉 2020-11-24 11:18浏览量:1.6万


记得在威宁自治县采访时,一天夜晚在五里岗街道吃过晚饭,站在街道办事处的办公楼里往外看,夜幕之下,崭新的楼房星星点点透出灯光,一户闪烁着五彩灯光的人家吸引了我的注意。


仔细看才发现,他家竟挂着老式舞厅里的球灯!球灯跟着激光灯色彩变幻的节奏旋转,让人有些眼晕。“那家是在开派对吗?”我很好奇。同行的办事处工作人员似乎早就习以为常,答道:“哦,那边的都是易地扶贫搬迁户,住进新房子也想给自己找点新乐趣。”


我突然想起自己婚后刚搬新家时的感觉。


我们算是较早一批搬进小区的人。那时,吃过晚饭在楼下散步,总爱抬头数有多少家亮起灯光,心里盼着能有更多的人搬进来和我们成为邻居。新家刚开始入住时觉得什么都不方便,没有可直达报社的公交车,要么只能打车,要么就坐公交到离报社最近的地方再步行;整个小区只有一个超市,买菜买肉只能起个大早和大爷大妈们拼速度;与相邻的小区公用一个社区医院,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也得坐一站公交车才能解决,就连宵夜也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小烧烤摊。为了找点乐子,我也干过在家里开着音乐蹦蹦跳跳的事。


那时我们天天盼着小区能快点热闹起来,人多了,生活配套设施自然就能跟上,最重要的是,有了人气才像个住人的地方。


我一直对搬家有一种莫名的期待,环境改变带来的新鲜感似乎能刺激我找到新活法。谁不想每天都是崭新的呢?


直到走上“黔边”之行后,我才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天生对搬新家都有所期待,我没有想象过他们的顾虑,而这些顾虑却是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重点。


其实搬迁并不是件新鲜事,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迁徙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活动之一,而贵州之所以形成多民族聚居的格局,也是因为过去各民族的迁徙所致,就算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迁徙也依然在发生,“三线建设”让不少外省力量注入贵州。


迁徙的原因多种多样,此次走“黔边”时我所看到的至少就有3种,生态移民、“天眼”移民,以及规模最为庞大的易地扶贫搬迁。


前两种发生较早,也几乎都已完成,这些移民的后续生活保障工作基本都已完善,也可作为当下的一种参考。


生态移民多半是因为水利工程的实施。望谟县的蔗香镇,沿河自治县的洪渡镇,天柱县的瓮洞镇、坪地镇和远口镇等地的居民都有相似的历史记忆,在陆上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依江河而居的他们靠繁盛的码头实现生活富足,热闹的景象和伴水而生的古老文化怎么不令人留恋?但历史发展的车轮从不会停滞不前,造福一方的水利工程必然带来生态移民的产生,对这些移民而言,离开水边走向土地,身份角色和生活习惯的转换需要时间。如今看来,这几个地方的人们也已适应了当下的生活,远口镇经过几年发展早已成为移民安置型、绿色产业型、旅游景观型特色小城镇;蔗香镇也把水上产业转为陆上产业,热带水果香飘万里,依山傍水的天然优势也没让旅游发展耽误功夫;瓮洞镇、坪地镇和洪渡镇等也早已有了完善的基础建设,居民生活怡然自得。


“天眼”移民较为特殊。为国之重器让道的家国情怀让这批移民心中多了几分自豪感,而设施和环境紧跟现代化发展的新社区,实际上也让这些移民的生活实现了质的飞跃。我对克度镇的马鞍社区印象极为深刻,宽敞的街道、漂亮的房子,特别是社区里的幼儿园,教学楼设施先进、充满童趣,档次比我家楼下的社区幼儿园高了不少。最让人触动的是采访对象杨小美,这个很快适应社区生活的“90后”妈妈,一心想要自力更生,在社区找到工作后勤恳踏实,成为当地最年轻的社区女干部,是典型的新时代中的新女性。


说回涉及到188万人生活的易地扶贫搬迁,情况必然更加复杂。每个县都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而威宁自治县五里岗街道、铜仁市万山区旺家社区、毕节市柏杨林街道、册亨县巧马镇、习水县土城镇,这些是我在“黔边”之行中到过的具有代表性的易地扶贫搬迁点。每每谈及搬迁动员工作,当地干部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其中艰难不难理解,人们不愿搬走有太多顾虑:害怕自己的土地没人管,害怕找不到工作生活无法保障,干部们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搬迁政策,绞尽脑汁让人们安下心离开那些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其实搬迁户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心理上的,根据各地干部所介绍的情况,大部分外出打工的青年人都支持搬迁,最难做工作的是早已习惯山村生活的中老年人。或许他们一辈子都在“将就”,山上缺水,靠挑水也能将就过;山上没路,没有大事不出门也能将就过;山上土地破碎种不出多少粮食,掺着杂粮吃也能将就过。“将就”惯了,突然让他们住进有冲水马桶、电磁炉、抽油烟机的新房,出了门不是土地是马路,大米蔬菜要靠钱来买,面对这些陌生事物,人们总会想:大半辈子都这么“将就”下来了,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反倒要换个活法?


所以搬迁后的工作更为艰巨。搬迁户,尤其是贫困户几乎都有与之对应的包保干部,包保干部所做的工作极为琐碎,可以说覆盖了搬迁户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小到手把手教对方用家用电器、教他们打扫卫生;大到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隔三岔五就会出现在帮扶对象家中,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与汗水外人无法想象。


更为重要是心理上的关照。我在七星关区的柏杨林街道和巧马镇都看到了很多温暖的做法。


在七星关区挂职区委常委、副区长的广州干部袁旭为柏杨林街道带来了“荔湾经验”,荔湾区丰富的养老服务经验被移植到七星关,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提高。在柏杨林街道的长幼日间托养照料中心,老年人们聚在一起高声歌唱,坐在按摩椅里享受浑身舒展的感觉,在阳光户外活动空间里娱乐,长者饭堂为行动不便或无法自己做饭的老人准备午餐。


在巧马镇,同月出生的老人们聚在一起参加社区为他们举办的生日聚会,大蛋糕上插着蜡烛,每个老人头上都戴着生日帽。据帮扶干部介绍,在此之前,有的老人甚至从未尝过奶油蛋糕的滋味。而在那张集体生日的合影中,这些老人笑得像个孩子。


易地扶贫搬迁的“后半篇文章”注定是一个长篇之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写完,我所提到的这些做法也仅仅是各地搬迁完成后开展的众多工作中细小的一两项而已,还不足以看到工作成果的全貌。但至少我从照片中的笑脸上,从活动中心传出的歌声里,能感受到最真切的变化,也看到这篇“文章”开了个好头。


从毕节采访结束回到贵阳后的那天晚上,我和丈夫饥肠辘辘,迫不及待在楼下的烧烤店里饱餐一顿。这家烧烤店的前身就是我们刚搬来小区时楼下那个唯一的烧烤摊,时隔5年,老板早已把生意做得小有名气,不少食客专门开车来品尝。而我所住的小区,如今也开了三家超市、两家水果店,还有不少餐饮店,社区医院也早在我们入住不到一年时就已开放,每天夜晚,小区里散步的、打球的、带孩子遛弯的,热闹非凡。可见,陌生的总会变得熟悉,接受改变并不是难事,更何况当全社会都在为这改变贡献力量时,它就不是挑战,而是新生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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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刊头设计/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浩宇

文字编辑/向秋樾

视觉/实习生 曹芳芳

编审/李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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