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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人物·百位贵州博士⑧ “随遇而安”的吴伟军博士

2021-01-05 08:50浏览量:6.5万



博士名片



吴伟军,贵州安顺人,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贵州汉语方言和民族民间文化。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在《方言》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多篇,出版专著1部,与人合作专著2部,参与主编教材1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教育部课题1项、国家语委语保课题3项。曾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2020年分获教育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先进个人奖、第二十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叔湘语言学奖一等奖


2020年,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吴伟军在语言研究方面分获两项奖,一个是国家教育部授予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奖”先进个人称号,另外一个则是第二十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叔湘语言学奖的一等奖。


摘下这两个有重量的奖项,说明她在语言资源保护和贵州汉语方言研究领域内已经颇有建树。但是,获奖在吴伟军的生活里似乎没有惊起太大的波澜,该上班时上班,该做研究时认真做研究,回到家还要“看娃”。吴伟军说自己真的很普通,生活总是按部就班。


吴伟军获第二十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叔湘语言学奖的专著


吴伟军今年41岁,岁月好像更加偏爱她一些,扎着马尾、眉清目秀,说话自带一股亲和力,朝气蓬勃的样子。和她聊天,清爽利落、直入主题,她拥有能迅速和陌生人建立信任、打开话题的能力,同时又让人感受到她身上具有某种柔软又坚韧的个性特质。但在她自己的描述中,她是属于走到人群中需要拿“放大镜”找的人,记者将此理解为这是她对自己娇小身材的夸张。


按常规出牌的人


吴伟军34岁攻读博士。重新进入校园时,她已经拥有了4个身份:大学教师、妻子、母亲、女儿。


吴伟军出生于安顺,从小在城市里长大,按计划读书升学,在父辈眼里,她是个很乖的孩子。1998年,吴伟军顺利考上贵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开始4年的本科学习。因成绩优秀,2002年,吴伟军一毕业就被留校,为了更好地在师大服务教学,同年,她考上贵州大学汉语方言学专业的硕士。


吴伟军近期照片


从考上大学到研究生毕业,再到就业,她的求学生涯可谓“一路绿灯”,成为不少人口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但在吴伟军看来,这恰好是自己按部就班生活的佐证之一。“我是一个比较晚熟的人,从来不会有清晰的提前规划,总觉得别人干嘛我干嘛就对了。”吴伟军评价自己是一个遵循常规的人,生活在“结构主义化”中,总是随遇而安。“温水煮青蛙般的人生,水不烫脚是不会跳的”她说。


2005年,吴伟军从贵州大学硕士毕业,回到师大工作。在工作中,她遇到了爱情,开启了人生中的新历程,不久后,成为妻子,拥有自己的家庭。2008年,吴伟军又升级当了妈妈,身上的担子又重了一些。接下来的4年多时间里,她一直生活在“三点一线”的模式中,学生、家庭、工作是全部重心,生活平淡且忙碌。直到学校开设了一门名为《方言与文化》的全校选修课时,吴伟军发现“方言学”这门学科已经升级得自己“跟不上趟”了,许多知识都更新换代,备课时感到非常吃力,她意识到自己该“补充能量”了。


让她真正下定决心的还有一件事。当年,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一次性引进了18名博士,并且要申请博士点,无形中也给她形成了压力。怀着想要填补知识缺陷的心情,顶着外部压力,吴伟军又拾起课本,走上考博的道路。“考博哪有那么容易呀!平时每周要上16节课,回家还要带孩子,自己复习的时间是很少的。”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的考博之路并不好走,但吴伟军还是确立了目标,她想要考教育部长江学者、陕西师范大学邢向东教授的方言学方向。然而,因为复习时间太紧,成绩没有达到拔尖水平,而邢向东教授又实在是太“抢手”,录取名额却有限,2012年,吴伟军考博失败了


吴伟军给学生授课


这次失败打破了吴伟军的“结构主义式生活”,她没能按照计划继续“升级”,面对生活中出现的这个岔路口,吴伟军还是毅然决然按照原计划继续考博。第二年,她准备充分,但是只报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另外一个还是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成绩出得比较早,符合条件的她收到邢向东教授的来电:“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吴伟军满心欣喜,一口答应。没想到仅隔了一周,北京师范大学也给她面试通知,思考了一下,吴伟军推掉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理由是“不能失信于人”。


2013年,吴伟军踏上前往西安的读博之路,家里的孩子才5岁,丈夫工作也繁忙,这对于一个已婚女性来说,读博无疑打破了过去的生活规律,这或许是吴伟军人生中最不按常规出牌的一件事。但好在家里人都支持,为了让自己读博更放心,吴伟军把自己的父母接来贵阳住,顺便可以照顾孩子。


考博不易,读博更不易。到了学校之后,已经34岁的吴伟军接受新东西的能力要比20多岁的学生稍慢一点,上课的内容往往需要很多时间去消化,但吴伟军觉得很幸运,一是导师比较理解她,另外就是室友对自己很好,经常帮自己辅导课堂上还没消化完的知识。第二年,吴伟军面临博士论文开题,她原本报了一个自己读研时接触过的题,研究安顺屯堡、晴隆喇叭话、黔东南酸汤苗方言,但是导师认为这三者没有可以连接统筹一致的论点,遂放弃。第二次和导师商量后,两人一致决定了做“西南官话黔中片方言词汇调查研究”。开题成功后,吴伟军便开始入手调查,调查共确定了21个点,当调查到第7个点时,又一次“不按常规出牌”的变动突然降临。


在陕西师范大学读博时的吴伟军


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语保工程”,开展一个名为“濒危汉语方言调查”的课题。项目负责人邢向东教授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吴伟军此前报给他的“晴隆喇叭苗人话调查研究”申报到该项目中,没想到一举成功。但这也意味着吴伟军正在做的“西南官话黔中片方言词汇调查研究”只能延迟,自己的博士论文再一次“停摆”。


但是,这次调查也开启了吴伟军与濒危方言的深厚缘分。


闯进濒危方言的部落


吴伟军没想到完成这项课题会如此艰难。


接到通知后,她马不停蹄开始行动。语保“濒危汉语方言课题”的调查需要先完成音像摄录,在此基础上再完成35万字方言志的写作,她需要到晴隆县进行为期10天的预调查。第一步是确定音像摄录的具体调查点和发音人。先前,吴伟军与晴隆县文体广局副局长张六瑜联系,详细了解喇叭苗人在县境内的分布,并在张六瑜的介绍下,选择喇叭苗最为集中的长流乡作为调查点。她搭乘县文体广局的顺风车到长流乡,到乡政府打探情况时,恰好乡里负责人都不在,只好在长流乡先暂时住下。


对面就是长流乡政府所在地


当时,长流乡地势偏远,经济条件并不好。吴伟军人生地不熟,想在当地找一家落脚的旅馆十分困难,多次打听无果后,她在微信朋友圈里求助,得到大学同学的引荐才住进了一家乡村旅馆。7月,正值炎热夏季,旅馆里并没有空调电扇,甚至没有洗澡冲凉的条件,但在吴伟军看来,这些都不算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在这个乡镇里寻找合适的发音人。


所谓“发音人”,就是用纯正方言来发说话的人。方言发音人,包括老年男性、青年男性、老年女性、青年女性各1人,不同发音人年龄阶段、任务要求都有所不同,如老年男性年龄在60岁至65岁之间,家里的父母和伴侣也说方言,自己从未离开过家乡,还必须有一定文化但学历又不能太高......找到发音人后,让他们用方言说出由调查方提供的字、词、句子等。此外还有命题讲述和多人对话,然后按较高的参数要求同步摄录保存。在长流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通晓全乡基本情况的乡教辅站站长刘卫华和吴伟军同行。第一趟田野调查只有10天,吴伟军初步完成了《方言调查字表》的记录,同时也调查了少量词汇,但是因为存在的客观困难,吴伟军没有找到合适发音人。


吴伟军(左三)到晴隆县长流乡做田野调查


再次来到长流乡,吴伟军采用的是邢向东教授的地毯式搜罗法,欲在全乡范围内逐村找到发音人。在寻找的过程中,吴伟军又发现一个问题,在当地,喇叭苗人话并不是只有一种发音,在长流乡就存在“土话”和“客话”之分。“客话”是对外交流的语言,是杂有湘语底子的西南官话,“土话”是受西南官话影响的老湘语,目前已急剧濒危,基本上只在家庭内部使用。调查范围的缩小,调查对象的濒危性,让吴伟军的寻找之路更加困难。


“就算找到符合条件的发音人,也面临着一种窘境。”吴伟军说,“大部分发音人都害怕面对镜头,一提到要摄录,大家都不由自主紧张,纷纷推辞了。”有一次,吴伟军跑了几座山头终于找到一个条件非常符合的老年男性发音人,他非常健谈,也敢于面对镜头。回到旅馆后,吴伟军反复听录音,隐约感觉有点不对劲,于是找来旅馆老板娘,一位会说“土话”的中年女性,请她帮忙确定这位老年男性的发音是否正宗。两人反复听了一个小时录音后,老板娘笑着问吴伟军,“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吴伟军应道。“如果想听假话,我觉得这个发音也能应付过去,你也能勉强完成任务,但如果想听真话,我觉得你还可以继续找找。”吴伟军没有考虑老板娘“勉强完成任务”的提议,她果断放弃自己辛苦几天才得来的成果,又开始了继续寻找之路。历经数月,吴伟军通过村干部引荐、招募等方式才把发音人全部找齐。


调查词汇时所拍的当地苗人背带


田野调查结束,摄录试点工作开始。吴伟军笑称,这是一个“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的过程。


首次摄录的地点设在贵州师范大学老校区,人齐了但“硬件”跟不上,摄录室的隔音效果较差,尽管大家把门缝都用胶布封住,但是没有经验还是无法做到降噪。第一次拿去北京审核,就被退返回来。原因是音视频里多处不符合条件,如出现异物、话筒遮住发音人嘴巴等。拿到退返意见,吴伟军和自己的摄录团队又开始了第二次摄录,这次把摄录点设置到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电视台,由于新校区建立不久,房间里的甲醛味道还未全部散去,前来参加摄录的老年女性发音人是个晕车十分严重的人,每次录着录着就出现晕厥呕吐的状况,这让吴伟军很心疼。好在老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小半年的反复试点和吸取经验,“晴隆喇叭苗人话调查研究”的摄录音视频终于通过验收,在2016年、2017年的时间里,吴伟军着手撰写纸笔调查。


项目负责人邢向东教授(中)在指导吴伟军(左)


为了让自己尽快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导师邢向东教授建议吴伟军把“晴隆喇叭苗人话调查研究”这项课题用于博士论文答辩,由于方言志的撰写和博士论文有诸多不同,吴伟军只好做两手准备,一边完成项目纸笔调查,一边完成博士论文撰写。2017年,吴伟军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2018年,完成了书稿的撰写,顺利结题。2019年,吴伟军历时4年完成的研究成果《贵州晴隆长流喇叭苗人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成果是首批中国濒危语言志之一,这也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吴伟军一直认为,如果自己没有读博那将和“语保工程”毫无联系。起初,她接手做“濒危汉语方言调查”课题项目时,第一想法是不能给自己的导师丢人,经过5年多时间的研究深入,吴伟军慢慢改变了这一想法,也对语言资源保护有了更多认识,走到田野去探究那些语言背后的奥秘让她感到快乐,她找到了那条闯进方言“原生部落”的路。


捕捉生活的形态


有不少人问过吴伟军,为什么花大量时间精力去做语言资源保护和方言调查这些相对冷门的课题,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环境下,方言真的值得提倡吗?


行走在路上的吴伟军


吴伟军则认为,多一扇窗口看世界不好吗?反之,她也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世界只剩下通用语言,会怎样?在她看来,保护方言和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语言的多样性代表了文化的多样性,应该提倡“多语分用”,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不少著名语言学家都认为,语言会给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文化习俗、生活习惯打上深深的烙印,多了解一种语言就多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子。“记住方言就是记住自己的根,这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吴伟军举了个例子,比如在国外我们听到有人说中文会倍感亲切,在异乡听到和自己一样口音的人心里会感到温暖,实际上这就是语言差异带来的魅力。“人们在研究文化历史时,也会从该地的语言习俗开始,文化传承发展是离不开方言的。人们不应该把方言当做一种落后的象征,外语、普通话里面也会有不文明的词汇。”吴伟军说。


作为教师,也有不少家长来向她请教:“该不该教孩子说方言和外语呢?”吴伟军的回答是:“你有条件的话能教就要教。”


吴伟军(右二)在杨寨村调查婚丧习俗


“孩子在3至12岁时是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其实家长可以在那个阶段教孩子学习语言,外语也好、普通话也罢,多了一门语言就多了一双认识世界的眼睛。”吴伟军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学,能自由切换方言、普通话和英语,在学习语言上面,作为家长的她只是做了引导并没有刻意地去让孩子硬学,孩子在潜移默化间就完成了对语言的认识。吴伟军认为,从教育方面上来看,优质的教育就是多元化,多语并行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


尽管“濒危汉语方言调查”这项课题已经完成,但吴伟军仍然在“语保”的路途上不停跋涉。


吴伟军(左三)在金沙县调查与发音人合影


2016年,语保工程贵州汉语方言项目启动,吴伟军被邀请参与到这项课题中来。她带领学生组建团队,除了前往晴隆县进行田野调查,贵阳、金沙、平塘、瓮安、玉屏等地,也都留下了她的足迹。从2015年至今,她的“语保”诗篇谱写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自己的学生,她十分严格,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走到田野上去,如何把“语保工程”落到实处,吴伟军比谁都清楚,不去走、不去看是做不好这门“说话”的学科的。“方言学这门学科是很辛苦的,并且这专业性、技术性很强,需要老师手把手教学将学生引进门。”谈到自己的导师们,吴伟军心里怀着无比崇高的感激,老师们的严格、包容成为吴伟军勇敢骄傲走上讲台的阶梯,如今,她也把老师们所传授的知识一点点分享给自己的学生们。


吴伟军在贵州师范大学的讲台上走过了16个春秋,身边有不少同学朋友都在“奔跑冲刺”,或在学术上有所突破,或是跳跃到更高的平台看更远的世界,而她仍然沉醉在自我世界中,晚熟着、平淡着,日复一日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是这样的生活她怡然自得。吴伟军认为自己有一个缺点,或者也是优点,就是“倔得很”,咬定一件事之后便坚持做下去,这或许也成为她成为一个“按常规出牌”的人的原因之一。


吴伟军(中)在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摄录试点


吴伟军记得自己读博士的第二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短短几天,母亲变得陌生,谁也不认识。得知消息后,吴伟军心急如焚请假回到家,带着母亲去医院看病,医生当即判定为“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吴伟军却对这样的结论心生疑惑,按照常态,“阿尔茨海默病”的发作是循循渐进的,不应该如此突然。抱着质疑的心态,吴伟军带着母亲四处求医,最终被诊断为大脑脱髓鞘缺血引起的暂时性失智,对症下药的治疗后,母亲住院一个多月后便慢慢好了起来。“旁人都觉得我脾气真是太倔了,但是生活中有许多不能放弃的事情和一定要做的事情,不是吗?”


不能放弃的事情、一定要做的事情,吴伟军现在对两种说法有了更多的定义。带好学生、上好课是一定要做的事情,经营自己的家庭是一定要做的事情,继续走到田野里去,去观察那些形式不一的方言是不能放弃的事情。实际上,在多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吴伟军看到了生活的烟火气和更多可能性。从小在城市长大,对农村的定义比较模糊,对生活的认识比较单一。但在行走调查的过程中,吴伟军看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疾苦的、心酸的、勤劳的、勇敢的,这些不同的生命组合在一起便成了生活的形态,每一个都如此独特。反过来想,自己也是那生活形态中的千万分之一。所以吴伟军的随缘而安如此心安理得,毕竟,最高深的学问,总都是要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当中去。


4年前吴伟军与发音人的合影


访谈结束后,记者和吴伟军博士相互道别。朴实的处世态度让她的个性滋生出一股柔软又坚韧的特质,就像会发光的星星一样,盯着看久了会让人的眼睛生出一层“滤镜”。这可不,隔着两条街,我在下班高峰流的人群中一眼就看见了那赶着回家的吴伟军博士,不需要戴上“放大镜”,如此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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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策划/李缨

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向秋樾

图/受访者提供

视频制作/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向秋樾

刊头设计/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怡

文字编辑/彭芳蓉

视觉编辑/向秋樾

编审/李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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